有关博士生就业的话题近期引发广泛关注。

某市委党校公开招聘3个博士岗位，竟吸引了150名博士参与竞争。

反观此前，同等层次高校中，学术成果相近的博士，其安家补贴已从2023年30万元的基准水平，大幅降至10万元左右。

再看博士生传统就业方向——教师岗位，近年来，不仅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等一线城市的初高中教师队伍中出现博士生身影，二线、三线城市乃至县级中学，也都有博士生加入教师行列。

这些现象难免让人产生“博士学历已贬值”的印象，真的吗？

去年，陕西省发布的《普通高校2023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》显示，2023年该省博士毕业生去向落实率为76.68%，较上一年下降9.45%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，全省本科毕业生去向落实率持续上升，达到81.19%。

另据智联招聘的数据，2024年硕士、博士毕业生中，仅44.4%成功获得录用通知，而大专生的offer获取率却高达56.6%。曾经处于学历金字塔顶端的博士，难道真的“无人问津”了？

事实上，博士学历引发争议的原因更为复杂：

一方面，部分源于博士生自身因素，例如对薪资待遇的预期过高、年龄在就业市场中缺乏优势、个人能力与岗位需求不匹配等；

另一方面，更核心的问题在于“供需结构错配”。过去数十年，中国博士生培养多以学术发展为核心目标，侧重基础研究与学术能力培养，与企业实际需求、国家战略方向存在脱节，导致不少博士走出校园后，难以找到适配的岗位。

北京大学期刊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》的一项研究显示，2015—2020年，我国博士毕业生就业去向排名前三的领域分别是：高校（45.55%）、医疗卫生机构（16.96%）、科研院所（10.25%）。与之相对，博士生进入民营企业工作的比例仅为5%。

这意味着，我国培养的大量“高层次人才”，多数局限在高校体系内“自产自销”，并未真正流向科技、制造等急需顶尖人才的社会行业。

回到最初的疑问：中国的博士真的“过剩”了吗？

从博士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看，中国现有128万博士，仅占总人口的0.064%；而美国博士数量为342万，占人口比重1.04%，英国为0.78%，德国为0.8%，日本也达到0.52%——中国与欧美日韩等国的差距超过10倍。

从就业结构来看，如前文所述，中国博士大多集中在高校系统，未能进入科技、制造等关键行业；而美国博士生进入工商企业工作的比例，已从2002年的24%升至2022年的48%，实现了翻倍增长。

由此可见，“中国博士过剩”的说法并不成立。

大国之间的竞争，本质是人才的竞争。随着中美战略博弈不断加剧，我国必须以超常规方式加快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储备，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支撑。因此，今年的博士扩招虽有缓解就业压力的考虑，但更重要的目标，是为国家培育更多符合战略需求的顶尖科技人才。

此次中办、国办专门发布的《关于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，开篇便明确：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最高层次，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支撑力量。

而在去年7月新增的831个博士学位授权点中，80%集中在理工医农类核心基础学科与交叉学科，同时大幅提高专业硕士、专业博士的培养比例，人才培养重点向专业领域实际应用倾斜。材料、化工、环保、生物、工学等曾被戏称为“天坑”的专业，如今已成为专业博士培养的重点领域，实现了从“冷门”到“热门”的转变。

国家的战略意图已十分清晰：通过规模化培养顶尖博士人才，既保障学术研究的人才供给（如理工科学术博士），也强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（如理工科专业博士），最终引导更多人才投身国家发展前沿领域。

毕竟，大国博弈的核心是科技竞争，而科技竞争的根本，正是高层次人才的较量。